发现三星堆90周年特展:看古巴蜀文明的神秘如何一步步揭开


因为一个考古遗址的发掘,而发现一个失落的文明,甚至改写一部文化史,这无疑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的发掘即是这样的一个大发现。它的发掘使一个只有茫昧迷离的文献记述而缺乏物化实证的巴蜀文明,破土而出。

今年是三星堆遗址发现90周年。在这90年间,三星堆遗址如何一步步解开神秘谜团?巴蜀考古和研究又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澎湃新闻获悉,12月20日,“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特展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开幕展出,并展出文物共286件,包括高大的青铜神树、神秘的青铜纵目面具、体量巨大的商代石璧……其中,国宝级文物玉边璋是近30年来首次公开展出。

澎湃新闻获悉,就在“发现三星堆特展”开幕前一天,国家文物局与四川省人民政府12月19日在成都签署《深化四川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携手把三星堆遗址建设成为国家文化保护利用示范区。

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中,支持系统开展古蜀国重要遗址三星堆调查、勘探、发掘等工作,将巴蜀考古纳入“考古中国”范畴等成为重中之重。据四川省文物局介绍,过去四川省的考古发掘主要围绕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相对被动,今后既要支持建设开展考古,更要主动作为,组织实施一系列重大考古研究项目,“三星堆这样的重要遗址,即使确定为古蜀王都,目前对它的了解也只是冰山一角。”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

展出现场

三星堆位于西南的四川广汉,在司马迁《史记》中属于“南蛮西南夷”之地,这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1988年1月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考古学家将该遗址群的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其中一期为早期堆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二至四期则属于青铜文化。遗址群年代上起新石器时代晚期,下至商末周初,上下延续近2000年。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

90年过去,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深刻影响了巴蜀考古和巴蜀文化研究,并与四川及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遗址目前是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4世纪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对研究早期国家的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有重要价值,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发现,为已消逝的古蜀国提供了独特的物证,把四川地区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三星堆祭祀坑发掘图

最初发现从5件石璧说起

据四川日报报道,走进“发现三星堆:三星堆与巴蜀考古”展览大厅,第一个展柜中的文物便是5件石璧,它们有的已修复完整,有的还保留着当年的残破,但五六十厘米直径的体量,仍令石璧十分引人注目。三星堆的最初发现还要从这5件石璧说起,1929年,广汉月亮湾农民燕道诚在自家门口清淘水沟时,无意间挖出一个堆满玉石器的坑,三星堆“宝物初显”。当年燕道诚一家挖出的玉石器,先后被四川大学博物馆、四川博物院以及三星堆博物馆等收藏。此次展览的集中展出也是它们首次合体的亮相。

燕家人把发现的石璧靠在院墙边上。

燕道诚一家发现的大石璧之一,被发现者刻上了自家人的名字。现藏于四川大学博物馆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三星堆最初的发现,就始于燕道诚一家的偶然劳作。燕道诚是读过书的农民,清点后发现有玉璧、玉琮、玉璋等各类玉石器共计400余件。石璧体量巨大,有的已经残破,燕家人就把它们靠在院墙边上。据介绍,此次展出的石璧,还能看到其上刻下的“燕三太”“燕三泰”等字样。专家分析,或许是燕家的孩子渐渐长大,终于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泰”而非“太”。

燕道诚一家合影

1931年,在广汉的传教士董宜笃听说月亮湾发现玉石器后很感兴趣,请求广汉驻军的陶凯协助收集。陶凯找到燕道诚拿走5件玉石器,送到华西协合大学美籍教授戴谦和处鉴定,后者当即断定这是商周遗物。听说自己挖出的玉石器很有研究价值,燕道诚即刻将家里仍存的玉刀、石环等文物送给戴谦和带回当时的学校博物馆保存。

刻有“燕三泰”字样的石璧,外径达51.4厘米,由燕道诚在1934年赠送给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而另一件石璧,则被燕家一直珍藏到1951年,最后被燕道诚之子燕仁安无偿捐给国家,此后一直在三星堆博物馆展出。三星堆考古工作站副站长冉宏林告诉记者,戴谦和把玉石器带回成都以后,引起博物馆馆长葛维汉的注意。

葛维汉等当年在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图

1934年,葛维汉和博物馆副馆长、中国学者林名均在取得发掘执照和相关手续后,于当年3月16日开启三星堆的首次考古发掘。这个发掘地点,就是燕家发现玉石器的沟底。10天的发掘,共采集、出土600多件器物。80多年以后,它们又从今天的四川大学博物馆回到当年出土的地方。朱亚蓉说,发掘以后,葛维汉等人首次提出“广汉文化”的命名。虽然此次发掘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但客观而言,这一阶段的发现,让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到三星堆,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

发现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据相关文献介绍,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 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